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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炎元年（1127年）春，汴京的寒风卷着沙尘，刮过残破的朱雀门。城墙上的箭孔还在渗着血珠，街道上随处可见丢弃的盔甲与断剑，昔日繁华的帝都，早已被金人铁蹄踏得满目疮痍。吕好问裹紧了身上的粗布官袍，避开巡逻的金兵，脚步匆匆地钻进一条窄巷，手中紧紧攥着一封封蜡封的密信——这是他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，搜集到的金军核心阴谋，而信的收件人，是远在应天府的康王赵构。
此时的赵构，还只是手握少量兵力的大元帅，对汴京城内的危局一无所知，更不知道一场针对他的致命陷阱，正被金人悄悄布置。而吕好问，这位身陷敌营伪朝的宋朝老臣，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与过人的胆识，硬生生撕开了金军的诡计，为赵构撑起了一片生机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位挽救了南宋开国皇帝性命的功臣，最终却倒在了自己部下的刀下，结局令人唏嘘不已。
今天，我们就循着史料的踪迹，走进这位两宋之际的忠义之臣，看看他如何在乱世中周旋，又为何落得如此悲壮的下场。
要读懂吕好问的选择，必先了解他的出身。吕好问，字舜徒，寿州人，出身于北宋赫赫有名的吕氏家族——曾祖父吕夷简是仁宗朝宰相，主持朝政二十年；祖父吕公著是神宗、哲宗朝重臣，与司马光同属变法反对派，官至尚书仆射；父亲吕希哲曾任侍讲，是当时有名的学者。《宋史·卷362》中明确记载其家世：“好问，吕公著孙，希哲子也”，这样的名门望族，自幼便给吕好问灌输了“忠君报国”的理念。
展开剩余90%不过，吕好问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。宋徽宗崇宁初年，蔡京等人掀起“元祐党案”，大肆打压司马光、吕公著等旧臣，作为元祐党人后代的吕好问，自然也受到株连，被罢官贬斥，先后担任两监东岳庙司、扬州仪曹等闲职。即便身处低谷，他也始终坚守气节，当时蔡京的弟弟蔡卞担任主帅，想拉拢吕好问入自己阵营，许诺给他高官厚禄，可吕好问“依照礼仪自持，蔡卞无法和他亲近”，面对利诱始终不为所动。
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，徽宗退位，钦宗登基，朝廷急需忠勇之臣整顿朝纲，吕好问被重新启用，先后任左司谏、谏议大夫，最终擢升御史中丞。钦宗对他格外信任，曾当面谕之：“卿元祐子孙，朕特用卿，令天下知朕意所向。” 这份信任，让吕好问更加坚定了以身许国的决心。
当时金人已逼近汴京，朝廷内部却分裂成主战与主和两派，主和派大臣一味妥协退让，甚至主张割地赔款求和。吕好问见状，多次上书弹劾这些“畏懦误国”之臣，直言“金人得志，益轻中国，秋冬必倾国复来，御敌之备，当速讲求”。可他的忠言，并未被朝廷完全采纳，主和派依然把持朝政，武备日渐松弛，最终导致汴京沦陷，徽、钦二帝被掳，酿成“靖康之耻”。
靖康二年（1127年）四月，金人扶持张邦昌建立伪楚政权，想通过傀儡皇帝统治中原。金兵以屠城相威胁，逼迫宋朝旧臣辅佐张邦昌，许多官员为求自保纷纷屈从，而吕好问却选择了“委曲求全”——他接受了伪政权的事务官一职，却暗中谋划着复宋大计。有人指责他失节，他却在后来向高宗解释：“邦昌僭号之时，臣若闭门洁身，实不为难。徒以世被国恩，所以受贤者之责，冒围赍书于陛下。” 他的隐忍，只为等待一个复兴宋朝的机会。
金人立张邦昌为伪帝，并非真心想扶持他，而是想以伪楚为跳板，逐步吞并江南。当时康王赵构手握勤王兵力，是宋朝宗室中最有实力继位的人选，自然也成了金人的心腹大患。为了斩草除根，金人暗中制定了一条毒计：派遣五千精锐骑兵，伪装成流民，突袭赵构所在的应天府，趁其立足未稳将其擒杀，彻底断绝宋朝的复兴希望。
这个阴谋极为隐蔽，金人只在核心将领中传递消息，连张邦昌都被蒙在鼓里。可吕好问凭借着多年为官的敏锐，从金兵的异常调动中嗅到了不对劲——他发现近期有不少金兵脱下盔甲，换上百姓服饰，分批悄悄离开汴京，且行动路线直指应天府方向。更让他起疑的是，他偶然听到金兵将领议论“擒康王，定江南”，结合此前的异动，一个可怕的计划在他脑海中成型。
确认金人诡计后，吕好问心急如焚。此时汴京被金兵严密掌控，城门守卫森严，任何向外传递消息的行为，一旦被发现，不仅自己必死无疑，还会连累全家老小。但他深知，赵构是宋朝最后的希望，若赵构出事，中原大地将彻底落入金人之手，无数百姓都会惨遭蹂躏。
危急关头，吕好问想到了自己的心腹家仆。他连夜写下两封密信，一封详细说明金人突袭计划、兵力部署及行进路线，提醒赵构“度能击则邀击之，不然，即宜远避”；另一封则劝说赵构尽快登基称帝，“大王若不自立，恐有不当立而立者”，以稳定人心，凝聚抗金力量。他将密信藏在蜡丸中，交给家仆，反复叮嘱其避开金兵关卡，务必将信送到赵构手中。
为了掩护家仆出城，吕好问故意在伪政权朝堂上与张邦昌争执，吸引金兵的注意力。家仆则扮成货郎，混在出城采购的队伍中，历经千难万险，终于冲破金兵的层层封锁，抵达应天府，将密信交到了赵构手中。
赵构接到密信后，又惊又喜。他此前虽有勤王之心，却对金人动向一无所知，正处于被动防御状态。得知金人即将突袭，他立刻调整部署：一方面下令部队隐蔽待命，设下埋伏；另一方面，提前转移物资与家眷，避免陷入重围。当金人五千精锐骑兵抵达应天府郊外时，早已做好准备的宋军突然杀出，金人猝不及防，被打得大败而逃，突袭计划彻底破产。
侥幸脱险的赵构，对吕好问感激不已。后来他登基称帝，还特意对吕好问说：“邦昌僭号之初，好问募人赍白书，具道京师内外之事。金人甫退，又遣人劝进。考其心迹，非他人比。” 正是吕好问这封冒死送出的密信，让赵构躲过了致命一劫，也为南宋政权的建立保住了根基。
除了挫败金人突袭阴谋，吕好问还在汴京暗中布局，为赵构登基扫清障碍。他多次劝说张邦昌“天命人心，皆归大元帅，相公先遣人推戴，则功无在相公右者”，若执意称帝，待金人撤离，必遭天下人讨伐。同时，他还巧妙阻止金人在汴京留兵，以“南北异宜，恐北兵不习风土，必不相安”为由，说服金将撤走全部驻军，为后来宋朝旧臣拥立赵构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建炎元年（1127年）五月，在吕好问等大臣的推动下，张邦昌被迫退位，遣使奉传国宝前往应天府，劝赵构登基。赵构在应天府即位，建立南宋，改元建炎，吕好问也终于迎来了自己坚守的结果。
南宋建立后，隆祐太后亲自派遣吕好问前往应天府，向高宗递交手书。高宗见到吕好问，当即称赞道：“宗庙获全，卿之力也。”随即任命他为尚书右丞，位列宰辅，以此表彰他的功绩。此时的吕好问，可谓是功成名就，深受皇帝信任，可朝堂之上的暗流涌动，却让他的处境愈发艰难。
当时朝中大臣对曾在伪政权任职的官员态度不一，主战派领袖李纲担任丞相后，认为“群臣在围城中不能执节，欲悉按其罪”，主张严惩所有屈从张邦昌的官员，吕好问自然也在其中。面对李纲的弹劾，吕好问并未为自己辩解，只是上书高宗，请求辞职：“王业艰难，政宜含垢，绳以峻法，惧者众矣。”他深知，此时南宋初建，正是用人之际，若大肆清算旧臣，只会让朝堂动荡，人心涣散。
高宗心中也清楚，吕好问虽曾在伪政权任职，却始终忠心于宋朝，若没有他，自己早已性命不保。因此，高宗驳回了李纲的弹劾，对吕好问说：“考其心迹，非他人比。”不仅没有治他的罪，还提拔他为资政殿学士，知宣州，封东莱郡侯，给予了极高的礼遇。
可吕好问的退让，并没有换来朝堂的平静。侍御史王宾等人始终抓住他“污伪命”的过往不放，多次上书弹劾，指责他“不可以立新朝”。面对无休止的攻讦，吕好问心力交瘁，他深知自己在朝堂上已无立足之地，与其陷入派系争斗，不如主动退让，保全名节。于是，他再次上书请求辞官，此次高宗终于应允，允许他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，提举洞霄宫，归隐山林。
不过，吕好问的归隐之路并未走通。建炎二年（1128年），金人再次南下，江南局势危急，高宗又想起了这位足智多谋的老臣，下诏召他回京，主持抗金事宜。吕好问虽对朝堂纷争心灰意冷，但面对国难当头，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接受了任命，重返朝堂，协助高宗筹划防御之策。
此时的南宋朝廷，不仅要面对金人的军事威胁，内部矛盾也愈发尖锐。高宗一味避战求和，亲信宦官康履、蓝珪等人，这些宦官依仗皇帝宠信，干预朝政、勒索武将，引得军中将士怨声载道。而武将集团与文臣集团互相猜忌，权责不清，御营军军纪涣散，战斗力低下，为后来的兵变埋下了隐患。吕好问虽多次上书，建议高宗整顿军纪、遏制宦官专权，却始终未能得到重视，南宋的统治根基，早已摇摇欲坠。
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二月，宋高宗在金兵的追逼下，从扬州仓皇出逃，经镇江抵达杭州。此时的朝廷，早已人心惶惶，而高宗的一系列操作，更是彻底点燃了军中将士的怒火——他不仅没有追究宦官康履等人的罪责，反而破格提拔与宦官勾结的王渊为同签书枢密院事。王渊在维扬之变中本有失职之责，却因依附宦官而得到重用，这让御营军将领苗傅、刘正彦等人极为不满。
苗傅是山西上党人，出身将门，其祖父苗授、父亲苗履都是北宋名将，他本人也曾跟随赵构征战，护卫隆祐太后南渡，立下不少功劳。刘正彦则是威州刺史，曾镇压淮西剧盗，战功赫赫，却抱怨朝廷赏赐太薄，还因王渊强行收回三千精兵而心怀怨恨。两人都对宦官专权、朝廷赏罚不公积怨已久，如今看到王渊凭借宦官上位，心中的怒火终于爆发，暗中密谋发动兵变，诛杀奸佞，清君侧。
此时的吕好问，正担任江浙制置使，负责杭州的防务，苗傅、刘正彦二人都隶属于他的麾下。吕好问察觉到两人的异常动向，多次召见他们，晓以大义，劝说他们以国事为重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可此时的苗、刘二人，早已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表面上对吕好问唯唯诺诺，暗地里却加快了兵变的准备。
吕好问深知苗、刘二人手握兵权，且军中将士对宦官积怨极深，若兵变爆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一面暗中派人向高宗禀报，提醒他加强防备，尽快处置康履等宦官，平息将士怒火；一面试图安抚苗、刘二人，为朝廷争取缓冲时间。可高宗却心存侥幸，认为苗、刘二人不敢轻易谋反，只是下令让康履等人收敛行为，并未采取实质性的安抚措施，最终错失了化解危机的最佳时机。
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三月五日，苗傅、刘正彦率领所部赤心军，在杭州发动兵变。他们先是在王渊退朝时将其擒获，以“勾结宦官谋反”的罪名将其斩首，随后率兵包围行宫，要求高宗诛杀康履、蓝珪等宦官，还政于太子。《续资治通鉴·卷104》中详细记载了此次兵变：“建炎三年三月辛巳，苗傅、刘正彦举兵反，杀同签书枢密院事王渊，劫迁高宗于别宫，逼立皇子旉为帝。”
兵变爆发后，杭州城内一片混乱，吕好问急忙召集部下，想要镇压兵变，保护高宗安全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麾下的大部分士兵，都对朝廷的腐败与宦官专权极为不满，早已对苗、刘二人的举动心怀同情。更让他绝望的是，他的心腹将领张逵，竟被苗傅以高官厚禄收买，暗中倒戈，率领部分士兵包围了吕好问的府邸。
吕好问得知张逵反水后，悲愤交加。他冲出府邸，对着叛乱的士兵大声疾呼：“苗、刘二人以下犯上，是谋逆大罪！金人虎视眈眈，此时内乱，只会让江山社稷落入外敌之手，尔等皆是宋人，岂能助纣为虐！”可士兵们早已被煽动，根本听不进他的劝告。张逵手持钢刀，走到吕好问面前，冷冷地说：“大人，朝廷昏庸，宦官当道，苗将军、刘将军是为了天下百姓，你若识相，便随我们一同逼宫，否则，休怪属下无情！”
吕好问怒视着张逵，痛斥道：“我受国恩，誓死效忠陛下，岂能与谋逆之徒同流合污！你背叛主君，必遭天谴！”张逵被骂得恼羞成怒，下令士兵动手。吕好问虽奋力抵抗，却因寡不敌众，被士兵乱刀砍倒在地。临终前，他仍目视行宫方向，高声呼喊：“陛下保重，臣尽忠矣！”一代忠义之臣，就这样倒在了自己部下的刀下，享年六十六岁。
吕好问死后，苗傅、刘正彦逼迫高宗传位于两岁的皇太子赵旉，改元明受，尊高宗为睿圣仁孝皇帝，由隆祐太后垂帘听政。这场兵变，史称“苗刘兵变”或“明受之变”。不过，苗、刘二人的叛乱并未持续太久，驻守平江的张浚、吕颐浩得知兵变后，立即组织张俊、韩世忠、刘光世等将领起兵勤王，向杭州进军。
面对勤王大军的逼近，苗、刘二人惊慌失措，只得同意高宗复位，试图从轻发落。建炎三年四月一日，高宗复位，恢复建炎年号，苗、刘二人则率领两千士兵连夜逃离杭州。同年七月，韩世忠将苗傅、刘正彦擒获，押回建康，施以磔刑，叛乱彻底平息。而背叛吕好问的张逵，也在乱军中被斩杀，算是为吕好问报了一箭之仇。
吕好问的一生，充满了争议与悲壮。他曾身陷伪政权，被人指责失节；他挽救了高宗性命，却未能得到善终；他一心为国，最终却死于部下之手。但纵观他的一生，“忠义”二字，始终是他不变的底色。
《宋史》对他的评价极高，称他“有‘南有杨中立，北有吕舜徒’之称”，将他与著名道学家杨时并列，肯定了他的品德与气节。高宗也曾多次称赞他“心迹可嘉”，认为他虽身处逆境，却始终心系朝廷，为南宋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若没有他冒死传递密信，赵构早已成为金人的阶下囚，南宋政权或许根本无法建立，中国历史也可能因此改写。
有人说，吕好问的悲剧，是时代的悲剧。两宋之际，天下大乱，朝廷腐败，宦官专权，武将骄横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，像吕好问这样的忠义之臣，即便有济世之才，也难以在乱世中立足。他试图以一己之力，挽救摇摇欲坠的宋朝，却最终被时代的洪流吞噬，死于部下之手，令人惋惜。
也有人说，吕好问的选择，彰显了古代士大夫的风骨。他身陷敌营，却始终坚守初心，没有屈从于金人的威逼利诱；他面对朝堂纷争，始终以国事为重，不计个人得失；他明知兵变危险，却依然挺身而出，试图保护高宗安全。这种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气节，值得后人敬仰。
苗刘兵变平息后，高宗追赠吕好问为左光禄大夫，谥“忠惠”，以表彰他的忠义之举。他的儿子吕本中，后来也成为南宋著名学者，继承了他的气节与学识，著有《东莱诗集》《紫微诗话》等作品，流传后世。
八百多年过去了，“苗刘兵变”早已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，吕好问的名字，也渐渐被世人淡忘。但当我们翻开《宋史》《续资治通鉴》等史料，依然能看到这位忠义之臣的身影——他在汴京的寒风中冒死传信，他在杭州的乱军中怒斥叛贼，他用自己的一生，诠释了“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”的古训，也为那个动荡的时代，留下了一抹悲壮而耀眼的光芒。
或许，这就是历史的魅力。那些曾经鲜活的人物，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，虽然早已过去，却始终在提醒着我们：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“忠义”二字，永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，那些为了家国大义挺身而出的人专业杠杆炒股公司，终将被历史永远铭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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